從溫州企業主密集跑路潮再到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溫州之行，對于民間高利貸關注，在國慶長假期間到達頂點。視察之后，溫家寶在溫州表示，“溫州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溫州大多數企業的經營狀況是好的。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引導其陽光化、規范化發展，發揮其積極作用。大力整頓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依法打擊非法集資，妥善處理企業之間擔保、企業資金鏈斷裂問題，努力做到早發現、早處置，防止風險擴散蔓延，防范區域性風險。”

繼而，地方各級政府一攬子救市措施消息不斷，甚至有消息表示溫州方面正在爭取央行申請金融穩定再貸款穩定局面，如何防止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以及規范民間借貸成為后續關注重點。

窺一管而知全局。溫州資本向來領風氣之先，其鏡像無非國內民間信貸狂飆一隅，而如今的局面恐慌，或將是今后全國情況的預演。

民間借貸盛行成因，已經有不少研究，主要成因仍舊于中國信貸體系的特有“雙軌制”：一方面體制內企業尤其國企坐擁制度紅利，長期享受廉價資金；另一方面體制外企業尤其以中小企業為主，則一直面臨流動現金之渴。

如是渴求與民間資金無處可投的尷尬一拍即合，自然簇生了銀行體系之外的諸多灰色地帶，其中高利貸即是一景。任何歧視在經濟層面都會以價格形式呈現，根據人民銀行數據，今年以來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綜合利率節節攀升，幾乎逼近25%，而媒體甚至報道出180%的年利率。

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一看似怪誕的情景不過是后發國家金融壓抑的必然結果。所謂金融壓抑，正是指管制過多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通關各種監管手段，譬如將官方利率維持在一個過低的水準以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造就了銀行體系落后、金融產品單一、名義利率過低、信貸配額、高儲蓄率等結果。

在發展經濟體中，金融壓抑情況普遍存在。這一體制中，最大收益人自然是債務人，也就是能夠爭取到資金一方，往往也就是政府以及相關企業；與此同時，金融是經濟發展的支撐，這一體制也將損害大多數企業的活力，長期來看必然將阻礙經濟的發展。

具體到中國情景，當前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貸狂歡，亦是畸形制度催生之下的無奈現象。溫州資本向來活躍，從樓市、煤市等到資本市場，從內地到海外，無處不有曾閃現其身影，然而，近些年的政策變化，使得這些資金面臨缺乏投資渠道，轉而借道民間信貸謀求利潤。

于情于理，民間借貸無可厚非，高利貸也可視為一種行政壓抑之下而可理解的市場補充行為。但是，這并不構成官方救助的道德資本，因此，筆者并不贊同官方出面以“穩定局面”的理由施之援手。

首先，高利貸乃至民間借貸屬于市場行為，無論獲利還是虧損，雙方契約能否完善履行，并不在于政府職責之內。如果政府因考慮其外部負面效應而援助，對于全體納稅人而言并不公正，甚至可能有解救利益集團之嫌。

其次，當前溫州情況雖然緊急，但是并不迫切到“大到不能倒”。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地域的局部危機并不總是擴張到全局，譬如九十年代的海南。

泡沫總是從最高處幻滅。溫州民間借貸有多普遍？根據溫州官方的數據估算，民間借貸的規模已超過1200億元；同時，民間介入程度之高亦令人咋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支機構的調查，2011年上半年，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由此而見，官民皆貸并不夸張。溫州危急，無非是其介入民間借貸之深的極端后果，其他地區難以與之比肩。根據中金公司的相關報告顯示，中國民間借貸余額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長38%，約為3.8萬億元。按照這一估算，這一數據僅為中國銀行體系總貸款的7%，并不值得過分恐慌，市場的反應有過激之嫌。

最后，如果管制是高利貸橫行的成因，那么再多一些行政手段加強政府之手對于經濟體系的介入，無非是飲鴆止渴，繼續造就管制的慣性。長期以來，金融資源的分配與經濟的貢獻度如此非市場化錯配，自然會導致各類糾偏行為，對于根本癥結視而不見并非真正對策。

以應急維穩對待，表面的潰爛縱然暫時遏制，但是內生疾變則可能漸入膏肓。唯今之計，短期可以考慮對于局部地區中小企業的定向寬松；其次則應該重新評估當前緊縮政策，尤其在如今外圍環境不斷惡化之下，尤其應該考慮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提高利率的組合拳；最后，對于利率市場化以及金融業的開放，不應該一再拖延，而應該有所擔當地大刀闊斧推出——否則，即使眼前局勢暫緩，亦不能阻止未來的代價。

來源：金融時報